一九四四年，我转入焦山佛学院，那时候所亲近的老师当中，有芝峰法师；我曾经说过，几年当中我都听不懂他的话，我只听懂一句：“不要做焦芽败种！”除了芝峰法师以外，我能听得懂、对我的知识具有启发作用的，那就是圆湛法师了。
栖霞山的法系。左起：达道、悟一、法宗、圆湛、超尘等法师，右一为本人
圆湛法师是一个真正有学问、真正会教书的老师，那时候他为我们上《庄子》与《俱舍》，这两部真是开智慧的书，当时我为他讲说的《庄子》、《俱舍》所迷，每逢上课，他讲得笑容满面，口沫横飞，我们在下面也听得津津有味。
圆湛法师是泰州人，一九一三年生，二〇〇三年于海南岛三亚南山寺圆寂，曾任焦山佛学院院长、定慧寺方丈，同时创办佛学月刊《中流》。记得他在为我们上课时，尽管有时候不修边幅，钮扣都扣错了，衣服长短不整地站在讲台上，我们也不以为怪。所以一般人讲恩师，我想这种善于教授的老师，大概都叫恩师吧！
至海南岛三亚市参加“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圆桌会议”，并与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领袖共同主持“南山海上观音圣像开光大典”（二〇〇六年）
后来和恩师一别，我就到了台湾，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准许探亲，我除了设法派人多次探望慈母、亲戚以外，也邀请圆湛、雪烦、合成、介如、本昌等法师陆续访问香港。我到香港和他们会面，也特地在香港找房子让他们居住，以便我们在那里畅叙别后的生活情况。
他们都是经历过“文革”、饱尝过大时代苦难的人。谈话中，除了诉说他们多年的辛苦，以及“文革”期间的惨状，他们尤其关心当时栖霞山寺百废待兴，希望我出资为他们兴建十一间楼，甚至远从缅甸恭请玉佛一尊供在楼中，并重修月牙池。虽然那个时候正值佛光山开山困难之际，我也不遗余力，倾囊相助。
一九八九年，我率团从美国返回大陆探亲，先到北京，圆湛法师特地赶来北京接我。数日后，中国佛教协会要引导我们正团的七十二名团员，访问中国各名山古迹。圆湛法师要求同行，但不蒙批准，他就求助于我。我跟赵朴初会长表示，很希望圆湛法师能跟我们同行。后来我们师生在大陆名山大川同游一个月，相知更深；之后我请他到美国小住月余，我们的道情法爱又因此更加增进。
一九九五年，圆湛法师在海南岛三亚创建南山寺，这是解放以后大陆兴建规模最大的一座佛教寺庙。他就任南山寺方丈以后，曾多次来信要我前往，他不知道那时候我正因为“不被北京政府所了解”，因此不能成行。
多年期间，他不断来信催问，最后甚至跟我说：“我到海南岛来建设南山寺，就是为了你，你怎么可以一直不来呢？”这时我只好明白地跟他说：“你让政府给我一封信函，我就可以来了。”从此他再也没有催促我前往海南岛了。
后来得知圆湛法师生病的消息，我曾派在香港弘法的弟子满莲多次前往探病。一直到他圆寂之后，二〇〇六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，特地用专机从香港把我带到海南岛三亚。看到南山寺，风光明媚，景色宜人，但是圆湛法师已经不在了！物换星移，不胜唏嘘，万分慨叹之余，我只有在南山寺亲手植了一棵树，借以纪念恩师。